师恩如山 友情似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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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对几位师友的回忆
□ 姜聿华

今年是2004年,我们这一班同学毕业离校,已经四十年了。这四十年,在人类历史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,但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旅程来说,却是十分漫长的岁月。当年我们挥手自兹去时,是风吹黑发,如今我们重温往事时,已是雪满白头了。四十年的宦海沉浮,四十年的际遇荣辱,俱已被时间冲淡,成为飘浮于洞庭湖水面上轻纱般的烟霭。而留存在我们心底的,无法挥之而去的,愈是年迈愈是清淳笃厚的,是我们对于师友的怀念与牵挂。有一些师友已经离我们而去了,在寂静的深夜里,当我遥望星空时,我曾寻觅过他们的踪迹,而他们的音容笑貌也会浮现在我的脑海,使我心悸,令我悲戚。往事不是梦,它是镂刻在我们心里的铭文,将伴随我们一生。

师恩如山

  一九七八年,韩峥嵘老师为了把我调同母校,曾长途奔波来到齐齐哈尔。彻夜长谈时,他说:蒋善国老师和师母也曾被赶到农村插队落户。以老迈之身,在贫穷的乡间,挣扎于生死之间,该是何等艰辛,谈论及此,我们皆感叹不已。从此,我对蒋老遂越发牵挂。后来,听说师母过世,蒋老身边虽有人照顾,但其生活的凄楚与寂寞是可想而知的,令人心酸。这之后,我曾与蒋老通过一封信。一九八零年,我去长春时,韩峥嵘老师陪我去拜访蒋老。韩老师对我说:“蒋老年事已高,且身体不好,谈话时间不要长,也不要让他激动。”但我们见面以后,蒋老不但激动,而且谈了很长时间。最使我动容的,是他抱怨我为什么还不回吉大,他盼我回来帮他整理书稿,他有很多计划,要与我合作。十六年过去了,他不但记得我,还念着我,盼着我,这怎能不令我感动呢!老人家埋头书斋,对世事艰难并不了解,我何尝不想重回母校,对他执弟子礼,帮他办点杂事呢!但我流落塞外十多年,原本是草根一族,而一旦形势变化,却于倏忽间成为“人才”,当地的官员捆住我不放,虽经韩老师百般恳请,亦无济于事。我虽留恋母校,亦只能徒唤奈何耳。时近中午,蒋老留饭,我们坚决推辞了。就是师母在世,为我们办一餐饭菜亦属不易,何况师母已仙逝矣。谈到吃饭,使我想起一件往事,大约是六一年吧,新年时,我去拜访蒋老,师母托出一盘点心和糖果飨我。事后,韩老师说这是老人家对我不寻常的礼遇,我对蒋老生活节俭、不喜交往早有耳闻,且又是在被饥饿煎熬的年代里,蒋老对我的礼遇,使我至今感念不已。

  不久,我再次去长春时,韩老师说蒋老患病住院了。我们遂匆匆赶到医院。蒋老虽神志清醒,但说话已颇为困难。他在我耳边说:他不过是感冒而已,不碍事,嘱我不必挂念。我与韩老师虽然担忧,但亦以为不过感冒而已。谁知,我回到齐市,即接到讣告,老人家终于没有挺过来。过了一段时间,蒋老的《汉字学》出版了,由韩老师代蒋老亲属签名的一册寄给了我。如今这本书静静地伫立在我的书架上,我不时在静夜里把它抽出来翻一翻,仿佛老人家还在和我娓娓而谈。

  许绍早老师当年教我们《汉语史》。毕业前,许先生指导我完成了《稼轩词韵谱》的编写。当年,我向许老师请教时,王万庄老师往往是在外间读书,她用手指指里间,我遂进里间,许老师放下手中的书,对我的问题条分缕析,我于很短时间即涣然冰释。许老师治学谨严,诲人不倦。经许老师点拨,我对音韵之学这门比较艰深的学问,方得以略识门径。毕业后,我在中学教了十六年书,音韵之学只能束之高阁。八零年我到大学教书后,才重新拣起这门学问。不久,我写作了《稼轩词用韵》。初稿完成后,我寄给了绍早老师,很快就接到他的回信,密密麻麻地写了三页,对我论及的问题逐条辩析。老师虽学养深厚,但对词韵分合流变提出意见,则非查找材料,深入分析比对不可,老师为写这封信是下了很大功夫,付山很多辛劳的。老师的这封信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。肩负着许老师的期许与厚望,其后,我才写了一些音韵学著作和论文,开设了音韵学课程。

  当我接到许老师治丧委员会的讣告时,我十分震惊和悲伤,许老师并未老迈,何以遽然仙逝呢?是终日伏案,心力交瘁所致欤?是历经世事变迁心情压抑所致欤?是耶?非耶?答案到哪里去找呢?过后,我到长春拜访王万庄老师。我们淡话时是轻声细语的,仿佛是怕打扰里间正在读书的许老师,当我从幻觉回到现实时,已泪流满面矣。
自毕业后,我与许老师仅见过一面,读书时,我们师生的交往亦不多。但我始终以曾受业于许老师为荣,对他的学养风范十分钦敬,而他亦始终关念着我。禅宗讲究衣钵相传,许老师弟子众多,有成就者亦不乏人,我恐难以秉承其衣钵自许。但我之略懂一点音韵知识,是来源于许老师的耳提面命的,而我的学生也有几个人在钻研这门学问,这或许就是薪火相传吧!每念及此,我是十分怀念感谢许绍早老师的。

友情似海

  董英患病,大约是青龙告诉我的,其时我正要到长春去,遂从齐市带去了一盒点心,长春的同学陪我到了医院。董英精神尚好,唯头发多已脱落。面对罹患恶疾,正当壮年的同窗好友,我的心是悲戚的,但又不得不言不由衷地说了一些鼓励的话。董英对我们说,他已收集了杨靖宇的许多材料,拟写一个剧本,而今已心有余而力不足矣。其后不久,我得闻噩耗,董英已不治矣。

  念书时,我与董英曾同住一间寝室。一年寒假返校后,他从家里带回一书包黄面豆包,我们每人都分食了几个。他还说,在车站挤火车时,有些豆包掉到地下,有人喊,你带的冻梨掉了。当时正是所谓的三年“自然”灾害之时,董英的父母把农村最好的食品,让他儿子带给我们,通过亲子之爱,而及于我们这些同窗好友,老人家的情意该是多么深厚啊!而今当董英辗转于生死之间,家事国事天下事皆耿耿于怀时,我们却无能为力,感念于此,怎能不令人唏嘘不已哉!

  八十年代初,我受学院指派到咸阳西藏民族学院教半年书。途经北京时,见到了许多同学。主要是为款待多年不见的我,煜升在家里准备了丰盛的酒饭,十几位同学一边大吃大嚼,一边高谈阔论,十分欢快。其后不久,我即接到北京同学的信,谓煜升已罹疾不治矣。伤痛之余,我遵照北京同学的安排,给他夫人写了一封信,并汇去了几个钱。不久,钱退回来了,没有回信,汇款单的留言栏中亦未见一字。于是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。煜升已踏上了另一条漫漫长路,而他的夫人如此处置或许有其缘由,我们亦勿须探问。接到汇回来的钱,我更加伤痛,难道我与煜升毕业后只有这一面一饭的缘份吗?难道朴实宽厚的煜升就如一颗流星,滑过夜空,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?生命是脆弱的,但逝者的灵魂,和生者的怀念却是永远的,煜升还活着,活在我们心里。

  也是那一次去北京,成林领我到更新和春荣家去看望他们。那时他们是住在一个大杂院里,当时更新正在一个瓦盆里揉面,面已揉好了,而他却一边和我们谈心,一边揉个不停,说要揉上三百下。我在心里暗笑,可能是春荣训育有方,这条东北大汉已是操持家务的行家里手了。那天我们另有安排,并未在他们家吃饭。我与更新似乎只见过这一面,校庆时,我记得只有春荣返校,更新并未回去。

  退休后,我应宁波浙江万里学院之聘来到了江南,与同学通电话时,才得知更新己病故,我于惊愕痛悼之余,亦十分不解,北京的医疗条件那么好,何以至于不治呢?随后,我几经周折才打通了春荣的电话,表示了我的问候。去年“非典”闹得最凶时,我对北京的同学甚为牵挂,几次给春荣打电话,都没有人接。后来听宝玺、中岳、怀德、景峰等人说,大家都平安,我才放了心。

  春荣或许已经从痛楚与落寞中解脱出来了吧,人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伤痛、困难、挫折,都得生活下去,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并不仅属于自己,尚属于亲人,属于朋友。

  佛家认为执著于生死之苦是无明,讲究的是彻悟;庄子说生与死原本就是齐一的。吾辈既没有高僧大德的智慧,亦没有哲人贤士的通达,对故世师友的怀念是难以淡漠的,故琐记了这些往事,以为永久之纪念。

  四十年的岁月风雨已经洗去了我们脸面上的重重铅华,还原了我们素面朝天的本真。在我们的文化渊源中,流淌着一个共同的血脉,这就是我们都出自同门。我们曾同窗五载,共同经历了我们人生历程中重要的阶段。当我们已是白发谁家翁媪时,我们更当珍惜同学之情。让我们互相牵挂,经常问候吧,我的兄弟姐妹们!

(作者为原中文系1959级毕业生,文章原载于《吉林大学中文系1959级毕业40周年纪念文集》,香港新天出版社)